政府主导 社会共治 群众参与——苏州（太仓）社会治理没有旁观者

    拆迁修路等公共事务，如何兼顾个人利益？小区修浴室引发争议怎么办？面对日益多样化的“百姓需求”，单靠政府一个公共服务“窗口”的标准化服务，无法“一招鲜，吃遍天”。解决“社会毛细血管”里的问题，需要社会主体共同参与。

　　问题倒逼改革，改革在解决问题中逐渐深化。自2012年开始，苏州市在全市推广“政社互动”的社会治理新模式，治理主体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、社会共同治理转变，让政府调控同社会协调互联，政府行政同社会自治互补。

　　从责任状到协议书

　　厘清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的界限

　　不久前，太仓市沙溪镇中荷村村委会主任曹峰与镇长潘红忠签订了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工作事项》的协议，其中有关安监工作由镇里委托中荷村办理。

　　2013年起，沙溪镇安监办废止了以往与中荷村签订的安全生产责任书，转而签订安全生产委托书。村里指派一名工作人员担任当地的安全生产监督员，由其承担当地的安全生产监督任务，镇安监办负责业务指导、经费保障、工作考核，村负责人员管理与工作监督。

　　这一改变，最高兴的是曹峰。“由责任书到委托书，虽然只改了一个词，实则显示镇政府摒弃了简单的行政命令式管理，转而与村建立了委托合作的关系，算是给我们松了绑。”他介绍，2013年实行委托管理后，各村（社区）共自排自查各类安全生产隐患152起，全镇70%以上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的排除都是由村（社区）安全生产监督员在第一时间上报的。

　　“政社互动”，转变首先体现在政府与社会重新确定各自边界。苏州市明确规定，凡村（社区）自治事务，放手让其自主管理；政府部门行政事务，不得随意下派。目前已整理出10项“自治组织依法履职事项清单”，清理出的“行政权力限制事项清单”则由原来的78项减少到28项，减少六成多。

　　走进中荷村，村委会门前告示栏里，贴着两份清单：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工作事项》、《村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事项》，引来村民驻足查看。

　　记者从清单上看到，一些政府部门的事项，因无法律依据和市级政府以上规范性文件依据，被“清理”出村委会职责；而一些本属于村（居）委会的法定工作则得以明确，比如村民用地申请审批、农业技术推广、古村落的保护等。太仓市社会办主任葛为平说，社会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，但政府不能越位、错位、缺位，这两份清单厘清了“行政权力”和“自治权利”之间的界限。

　　协商共治，人人参与

　　自己的事，自己说了算

　　政府不再大包大揽，行吗？太仓市城厢镇中区社区居委会主任王金亚说，有些事，自我管理能做得更贴老百姓的心。

　　中区社区的人民二村小区有个两层楼的旅馆，业主黄老板为扩大生意，将一层改建为一个浴室。社区居民潘阿大对此很不满：“浴室用水量大，到时会不会影响居民用水？锅炉是否安全？进出人员很杂，会不会破坏小区的和谐局面？”

　　但黄老板的理由也很充分：旅馆和浴室都是经过工商部门批准注册的合法公司，政府也不能取缔，何况小区？

　　矛盾一触即发。社区干部迅速组成由社区居民代表、业主代表及物业人员等组成的协商小组。经过沟通协商，黄老板决定尊重其他居民的意见，拆掉浴室、重新修建旅馆。

　　“这个事件的处理，镇政府全程都没有介入。”城厢镇镇长胡捷说，政府假如介入，不但在赔偿方面于法无据，反而会令事情更加复杂，而发挥社区自治作用，居民之间矛盾及时被内部消化了。

　　如今，在苏州，正在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的局面。

　　王振熙是城厢镇电站村电站花苑的业主，这两天正忙着装修房子。“这个安置小区的质量很好，因为我参与了工程质量的监理。”

　　原来，电站花苑还没开工建设，不少村民就要求推选代表成立建筑质量的监察队伍，对新建小区现场监管，并最终确定由王振熙、高觉亮、周建初等9人组成“监工队”。“他们之中有学土建专业的年轻大学生，有曾经做过泥瓦工、木工、水电工、油漆工的老师傅，也有工作认真负责的老党员。”电站村村委会主任沈建忠说。

　　被村民称为“泥腿子”监工队的9人小组虽然没有国家认可的监理资质，所形成的意见也不具备法律效力，但是施工方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却十分尊重。“因为我们代表了电站村全体村民，通过我们的现场监督，村民们对安置房的户型、环境、建设进度和工程质量都有了全面的了解，形成的意见和建议也能够及时向施工方反馈。”监工队队长周建初拿出一个小本本，上面记载着每次工程监理的情况。记者看到，从开工到竣工，他们共监理37次，发现问题26个，现场召开协调会25次，问题全部得到解决。

　　放得了，还需接得住

　　让更多“草根”组织长成芳草地

　　“方的苹果”、“花草上的笑脸”，两幅绘画充满童稚，但谁能想到作者豆豆，是患有轻度自闭症的5岁孩童。

　　豆豆住在苏州市姑苏区娄门街道永林社区。在社区“乐涂少儿美术”工作室工作人员的呵护下，这个小男孩的性格慢慢开朗了起来。

　　“豆豆刚来时，母亲一离开视线就哭闹，如何交流也不愿搭理。”工作室负责人李盟说，“我们就想方设法地走进豆豆的内心世界，了解他的喜好、主动去接他过来一起玩。”得知豆豆喜欢小汽车，李盟就陪他一起画，不厌其烦地画各种各样的小汽车，总共画了100多幅汽车画。慢慢地，豆豆脸上露出了笑容，性格也开朗起来，渐渐地与周围的小伙伴交上了朋友。

　　“这些工作原先都压给了政府，政府有心无力，层层下达，就落到了社区，但社区也不是万能。”永林社区居委会主任彭建和坦言，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壮大，成为“政社互动”推向深处的关键，“如果没有社会组织，政府退出的事务由谁来接手呢？”

　　李盟创立的这个“乐涂少儿美术”工作室是入驻永林社区的第一家社会组织。这个工作室针对辖区范围内青少年群体开展服务，主要服务项目有美术指导、残疾人子女看护和其他青少年兴趣爱好培养。目前共有专职社工两人，兼职社工4人。豆豆说，他很喜欢这里，“因为这里让我感到快乐”。

　　但对于苏州市副市长盛蕾来说，苏州绝大部分社会组织规模偏小、专业社工人才匮乏，还难以完全独立承接政府简政放权后的公共服务。“如何对社会组织进行孵化培育，是苏州亟待解决的问题。”她说。

　　去年3月，姑苏区双塔社区“昌和公益坊”开园。这是一个社会组织孵化园，通过租金补贴、产品策划等方式扶持社会组织。目前，已有29家社会组织正在这里孵化。这其中，“幸福呼公益服务中心”是较为成熟的一家。

　　“幸福呼公益服务中心”起源于该小区居民、一家物业公司老板丁全福的献爱心活动。随着事务的不断拓展，如今，这个社会组织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爱心服务团队，服务附近的孤寡老人、行动不便的残疾人等弱势群体。“主要是为他们提供‘爱心敲门’、心理慰藉等一对一上门服务。”丁全福说。

　　这样的社会组织受到了居民的欢迎，也获得了政府的支持。“幸福呼公益服务中心”，共获得各级公益创投资金22.5万元。

　　盛蕾介绍，为培育和壮大社会组织，苏州已建成科技孵化基地20个，并从2012年开始开展公益创投活动，创意设计并实施了348个社区服务项目，惠及居民20万人次，较好地提升了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。

　　目前，苏州市第四届公益创投活动正在准备，预计两级公益创投资金将超过2000万元，将资助超过200个社区服务项目。（信息来源：《 人民日报 》 2014年05月19日 06 版）